茉莉花、太陽花與黃雨傘何時合流？ 在《她們的征途》中，主人公之一的寇延丁由山東小城的下崗女工，變成具備國際視野的NGO工作者的人生軌跡，可謂一波三折。她一開始只是爲了幫助一位殘疾人藝術家推銷其作品，到政府部門及殘聯之類的官辦社團，屢屢碰壁，這才找到當時方興未艾的NGO尋求幫助。然後，她一頭栽進這個支撐公民社會的重要領域，從政府眼中「無害」的NGO，一步步走向被政府視為心腹大患的跟人權、環保議題有關的NGO。然後，寇延丁意想不到地淪為階下囚，遭受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。 寇延丁認為這是一場「飛來橫禍」，但在黨國眼中，她完全是「咎由自取」，她已觸及黨國的「紅線」——勾結「境外敵對勢力」。寇延丁在訪問台灣和香港期間，偶然遇到兩場社會運動，即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黃雨傘運動。她好奇地加入抗議人群，觀察、記錄、體驗。然而，這一切逃不過「老大哥」無所不在的眼睛——她以為「自由行」真的是一場以「自由」爲願景的旅行，但「老大哥」擔心的是她要將在台灣和香港學到的一切用到中國來。 秘密員警審訊寇延丁時，威脅說她的罪行已經到了足以「殺頭」的程度。寇延丁及其NGO同伴，早已成為中共精心設計的一盤大棋局中的「棄子」，如同六四屠殺之後，中共虛構出一群殺害解放軍士兵的「暴徒」，以便爲其血腥鎮壓提供合法性一樣。這一次當局也爲香港的鎮壓案預設置了一套說辭，寇延丁正好成為其中的一部分：「一個涉及兩岸三地的大陰謀，他們的領導，或者領導的領導，有著另外一種高瞻遠矚——有關部門已經確定了佔中清場的進程和方式，一旦失控，他們需要一個故事。這個故事關於一群罪魁禍首的顛覆者。」 幸運的是，香港佔中運動和平結束，沒有失控，也無需鎮壓。寇延丁說：「小夥伴獲釋，不是因為無辜——他們早就知道我們無辜。放人，只是因為不需要我們了——香港仍在掌握之中，他們不需要講故事了。」這個細節值得香港人和台灣人好好思考。中共的這種做法，還會在以後兩岸三地的公民運動中再次使用。李明哲事件也是其中之一，共產黨最怕兩岸三地反對運動串聯、團結、互通有無、取長補短，這對於中共是致命的威脅。 那麽，什麽時候，茉莉花、太陽花和黃雨傘可以實現真正的鏈接與整合，攜手抗暴，終結黑暗？可惜，所謂海外民主運動一點也不爭氣，大都不敢突破大一統、大中華、愛國主義的教條和框架。在香港議題上，他們最多跟香港傳統泛民陣營一樣，標榜「反共不反中」，在「民主回歸」的幻想中自欺欺人。他們「走出黨國」的距離，並未超過香港泛民的精神領袖司徒華——司徒華在去世後出版的回憶錄《大江東去》中披露：品直到晚年他也未放棄左派意識形態，幻想由共產黨扶持成為「香港的李光耀」。對此，旅美前輩學者高爾泰批評說，這是「最奇怪價值觀的錯位，沒有時間差」。而香港的年輕一代經歷了近年來的政治風雨，不再有不切實際的「中國夢」，「港獨論」乃是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。 在台灣議題上，中國民運人士的主流是統派、民國派、國民黨派、蔣介石派，這都是我無意品嚐的、過期和變質的「派」。他們看不到國民黨早已蛻變成共產黨的傀儡，他們號稱追求民主自由，為何敵視台灣人的住民自決權？中國民運前輩、當年數一數二的政治學家嚴家祺，流亡美國近30年，仍是磐石般的統一論：「隨著中國大陸的民主化，兩岸的和平統一必將提上議事日程。……從地緣政治來看，蒙古會回歸中國，西藏、新疆沒有獨立可能，香港獨立只是幾個人的『香港夢』」。一說「統一」，他們立即跟他們反對的共產黨如出一轍。老先生為什麼看不到香港有7成以上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，而不是中國人的實情呢？ 那麽，什麽時候，茉莉花、太陽花和黃雨傘可以實現真正的鏈接與整合，攜手抗暴，終結黑暗？（318太陽花運動，圖／Elinor Wu） 如何擺脫反抗者與反抗對象「精神同構」之困境？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非常糟糕的觀念是「爲尊者諱」，官方的歷史敘述當然如此，即便是異議人士寫異議運動，也不脫此窠臼。趙思樂之可貴，就是「不爲尊者諱」，如實寫出異議人士的人格缺陷和異議運動的精神短板。這樣寫，無損於異議人士和異議運動的偉大，因為即便是後來在美國被推崇備至的馬丁．路德．金和民權運動，在美國民間的書寫中，也有種種不堪的真相，如：馬丁．路德．金本人常常嫖妓，聲稱非暴力的民權運動，也跟崇尚暴力的黑豹黨有勾連。這就是歷史的真實，「真」的價值高過「善」和「美」。 反抗者與反抗對象的精神同構，一直是反抗運動的「阿基里斯之踵」。天安門學運期間，有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外的臺階上，長跪數小時遞送請願書，學生和市民跟解放軍對峙時，雙方唱的是同樣的革命歌曲。這種情形至今沒有改變：在聲援因言獲罪的福建網友的「四一六」活動現場，王荔蕻拿著擴音器喊：「3網友無罪！公平正義！比太陽還要光輝！」來自全國各地的網友手繫黃絲帶，戴著藍色胸牌，站在制服員警層層疊疊的包圍圈中，跟著她齊聲吶喊，場面一時震撼人心。「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光輝」是溫家寶的一句講話。選擇這句話，是爲了增加行動的合法性。然而，「打著紅旗反紅旗」的做法，嚴重傷害了民間運動的主體性。 書中還有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：因言獲罪的網友游精佑獲釋之後，推友們一起聚會，人們不知在誰的提議下合唱起了革命歌曲《團結就是力量》。這是一首讓我厭惡的共產黨宣傳歌曲。中國異議人士精神世界之貧乏，由此可見一斑。在台灣太陽花學運中，年輕人自己創作了《島嶼天光》等振奮人心的歌曲，難道中國新一代人權活動人士，不能自己創作新歌嗎？ 書中也如實地描述了葉海燕這位前性工作者，當發生校長強姦年幼的女學生後，打出「校長，開房找我，放過小學生」的橫幅而一舉成名，但其立場總在不斷變化：「她一會兒爲政治犯疾呼、一會兒說應該再給共產黨進步的機會、一會兒抗議政治的保守趨勢、一會兒說這是最好的時代，她要與習近平一起做公益。」實際上，不僅是葉海燕這樣的草根維權者，常常首鼠兩端，即便是那些鼎鼎大名的公共知識分子，也時時進退失據：紅黃藍幼稚園孩童遭淩虐事件發生之後，一大批公共知識分子再度簽名上書，其中有以哈維爾的中國傳人自居的名流——他們居然那麽快就忘記了，幾個月前劉曉波是怎麽死去的，與虎謀皮會有用嗎？ 而書中最讓我震驚和難過的是，趙思樂爲了寫「709」難屬的故事，與王峭嶺一起住了一個多月，寫出了不少不為外人所知的夫妻生活「內幕」。我跟李和平、王峭嶺夫婦是多年的老友，也在同一教會受洗，但下面這個細節是我做夢也不會想到的： 有一次，在高壓下，王峭嶺對丈夫發作了，大喊說：「我鄙視高智晟！你們這些人我都鄙視！」「啪」地一聲，王峭嶺被搧了一個耳光，她驚呆了，這是結婚十多年來丈夫第一次動手打自己。 王峭嶺感到壯懷激烈，她盯著李和平氣紅的眼睛繼續說：「我就是鄙視高智晟！」「啪」又是一個重重的耳光。「我就是鄙視高智晟！」又一個耳光。 後來，李和平好像不忍心再打她的臉了，他開始打她的屁股。兩人就這樣，一個人說一句，另一個人打一下，一直打到李和平再也沒有力氣。 當王峭嶺要離家出走的時候，她聽到一句話：「你去跟他道歉」。王峭嶺覺得自己是聽到了上帝的聲音，走回去對李和平說：「神讓我跟你道歉，對不起，我侮辱了你的價值觀」。 李和平悶悶地好像沒有反應，王峭嶺繼續對他說「對不起」，李和平終於看著她的臉說出一句：「我都把你打腫了」但沒有道歉。王峭嶺默默在心中選擇相信他一定是心疼後悔的。 李和平是我第一次被北京警方傳訊之後，趕到我家來爲我妻子提供法律諮詢的朋友，我對他深懷感激。但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對妻子施行家暴，於我而言，這是難以諒解的惡行。在美國，若妻子或旁觀者就此報警，施暴者必定要承受相應的法律責任。如果維權律師在外面追求法治和人權，卻在自己家中施行家暴，他的人格和理想就是扭曲的、殘缺的。 而王峭嶺的反應同樣讓我無法理解。我也是基督徒，但我不能接受聖靈驅使受害者向加害者道歉這種說法。我聽說王峭嶺在一間傾向靈恩派的教會聚會，她在教會是否接受了某種有所偏差的教導，我不得而知；而上帝究竟以什麽樣的方式對她講話，我更無從判斷。我只能說，我信仰的上帝是愛和公義平衡的上帝，沒有公義的愛必定是危險的愛。 趙思樂書中的這些細節，顯示出行動者群體迫切需要精神和文化更新。若沒有精神和文化更新，久久地凝視深淵，自己有可能變成深淵；長期反抗共產黨獨裁，自己有可能被黨文化所毒化。從胡適、殷海光一直到劉曉波的精神遺產，需要反抗者群體加以重視和吸納，首先完成自我的重建，才有可能重建社會。在此意義上，「她們」就是我們，我們都在路上。